“湖南邵陽計生部門為收取社會撫養費，將'非法'嬰幼兒強行抱走，送入邵陽福利院，福利院與人販子互相勾結，收買嬰幼兒，并將其變為'棄嬰'，送入涉外收養渠道，從中牟利。”2011年5月，記者上官敫銘的深度報道《“邵氏”棄兒》迅速被各大媒體轉載，而“邵氏棄兒”指的正是這些被強行帶走的嬰幼兒。
上官敫銘最初獲得爆料是在2007年，但由于選題敏感，涉及“計劃生育”，期間他輾轉于幾家報社，仍報道未果。直到2011年這個選題被在財新《新世紀》通過并于2011年5月8日成為當期封面報道。在涉及敏感題材的報道上，上官敫銘地毯式的采訪形成嚴密的證據鏈，加上克制的行文讓黑白分明的新聞自己說話，最終讓報道在最安全的情況下產生了最有效的影響。
李根：那是一張充滿血腥的投訴信
2007年2月11日爆料人李根接到了湖南教育電視臺“今日視點”記者劉仕衛的來電。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湖南省高平鎮隆回縣正在發生的一切。“記得那天是過小年，長沙街頭一派節日氣氛，”李根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，頂著寒風，李根和劉仕衛見了面，劉仕衛從包里掏出幾張舊得發黃的信紙，這上面寫的是隆回縣高平鎮計生辦搶走超生小孩賣到福利院的事情，“我低頭看手中薄薄的幾張紙，竟充斥著一股難聞的血腥氣味……我一頁頁地翻看下去，觸目驚心的是，材料的后幾頁密密麻麻布滿了鮮血蓋的手模。出于記者想揭露事實真相的本能，我把這份帶著血腥味的材料小心翼翼地放進了包里。”
為了證實材料的真實性，李根按照信紙上的聯系方式尋找到了投訴人，并與調查記者鄧飛 (微博)于2月26日抵達了高平鎮。在三天的調查采訪中，李根和鄧飛走訪了當地失去孩子的家庭、計生委以及福利院，收集到了第一手的材料。之后在新華社記者的幫助下，李根獲得了隆回縣全部的書面資料，并用相機拍下了原件。然而選題卻未能在鄧飛所在的《鳳凰周刊》通過。隨后，當時在《南方都市報》工作的記者上官敫銘也給了李根回應，雖然選題依舊沒有通過，但上官敫銘表示“會記得這件事情”。
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都沒有記者同我聯系，直到今年（即2011年）的4月'殺手锏'終于出現了。” 李根在回憶錄里寫道。此人，正是換了新東家的上官敫銘。但之所以最終選擇了上官敫銘來做這篇報道，李根說：“還因為之前他報道了武廣鐵路使用假建材。”
上官敫銘：事實就是力量
“我做事不是一個輕易說放棄的人。”記者上官敫銘在接受采訪時說道，盡管當時這個選題面臨重重困難，他都沒有選擇放棄，“第一是做人的良心，其次是出于職業素養吧。實際上，有很多新聞事件，我都是跟蹤很長時間的，比如'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事件'.當時我在南都，這個事的報道持續了一年，其實都是我在后面不停的就新進展發出報道，直至指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書記丟官為止。后來，我那組連續報道，還獲得了南都新聞獎-連續報道金獎。”
關于如何在進入現場前獲得各種資料，上官敫銘這樣回答：“在記者沒有進入新聞現場之前，應該多占有各種資料，老袁（當地村民）就是扮演了為我提供各種資料的角色。”
但是任何一個專業的記者都不能只憑借資料就下結論，“我曾經受過教訓，有些主動找上門來向我反映問題的爆料人，他們往往把事情說得神乎其神，遭遇慘不忍聽——但到了新聞現場，有時候我就發現上了爆料人的當。他們夸大了事實。”他在記者手記中寫道。
“相關線索是否屬實，最后我是進入新聞現場進行調查采訪核實了的。當時有一個叫袁又東的農民，他向我說自己的孩子被搶走了，送到了福利院，后來送去了美國。怎么證實她的孩子被搶走？我從官方的內部卷宗里邊已經查到了。怎么證明孩子是他的？我找到了接生婆。怎么證實孩子現在在美國？我通過調查及朋友的幫助，找到了這個孩子在美國的照片，很湊巧的是，被搶走的是雙胞胎中的一個。照片中的孩子，跟沒被搶走的那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。”上官敫銘回憶起當時采訪“棄兒”家屬時核實線索的經驗。
然而調查中最大的突破不是源于深入當地的采訪，而是上官敫銘在長期關注此事的過程中，獲得了官方的各種內部材料。“說實話，如果沒有這些內部材料，很多農民，比如老袁，我是不敢輕易去相信他們的描述的。在現場采訪的過程，實際上，我所做的另一項工作，就是核實官方這些內部材料是否屬實的過程，有很多材料，這些農民聽都沒聽說過。”
龐雜的證據收集到一起之后，如何理出一條證據鏈去解釋事件是每個調查記者都要面對的問題。而當時《新世紀》周刊副主編張進對記者的要求正是至少要找到一個孩子，他被搶走、被送到福利院、再被送到海外收養，是一個完整的過程。“證據鏈的閉合，需要下很大的功夫。得到的線索是否屬實，我要不斷去核實，去求證。我發表在財新網上的小短文《楊玲是如何變成棄嬰的》可以算是一個閉合證據鏈的展示。”上官敫銘說道。對于調查性報道的寫作，他認為：“調查報道的文本，更多起到的是展示、呈現事實的作用。事實就是力量。”
張進：塵封已久的悲劇，黑白分明的新聞
2011年3月的一天，小組選題會上，記者上官敫銘向張進報告了湖南隆回縣高平鎮計生部門搶小孩、送到福利院、再賣到國外的線索。“實在是駭人聽聞。這樣的新聞盡管發生在七八年前，對于這樣塵封已經的悲劇，我們在任何時候把它報道出來，都會具有震撼性的價值，” 張進在參加某研討會發言時說，“我們是以最大的克制，來編輯這篇稿件的。以往，我們的封面報道，經常會配一個評論，以表達我們對這個題目的立場和態度。但這次，不需要。因為這個新聞，是黑白分明的。再說任何話，都是多余。因為讀者會比我們敏銳和深刻。”
報道刊出前是否有進行補充采訪以充實證據？“當時上官敫銘已經遍訪當事人和知情人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，堪稱鐵證。后期的補充采訪，主要是報道刊出后，國家計生委派員和湖南省的計生部門前往調查，我們也就派出記者趙何娟去報道查處的事宜。”張進說。
張進引用了一位曾獲普利策新聞獎的記者的話：“最困難的不是說出真相，而是說出全部的真相。”他認為，現在的所謂真相太多了，但往往都是局部的真相。局部的真相唾手可得，但經常是沒有意義的，是無法做出判斷的；只要事實不斷累積，達到一定的完整程度，全部的真正的真相才會浮現。
關于選題的尺度問題和報道發布的時機，張進說：“沒有絕對不能報道的東西。就算是計劃生育是國策，至少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角度，報道到不同的深度，而非絕對不能碰。總不能我們自己先放棄。再說，近兩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松動，社會各界都在提倡、呼吁放開二胎了。不僅在民間，在學界也有這樣的訴求。不久前在國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剛剛公布，這些數據基本上支持學界的觀點，中國人口結構必須要做出改變。甚至中央高層也作出了一定的反應。因此，我們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后，我們覺得報道的時機比較成熟了，于是決定用封面報道的形式，把報道推出去。我們需要從一個理論高度來理解這個事件，讓它不至于成為一個簡單的孤立的駭人聽聞的故事，而是一個具有歷史縱深的對現實的分析。”
報道當時初定的標題是《被沒收的孩子》，后來卻改成了《邵氏棄兒》。“當時靈機一動，想到了'趙氏孤兒'這個典故，受到了啟發。”張進說，“古時，幾個俠士的犧牲，成就了一個孤兒的成長，文明發展到今天，卻成就了公權力陰影下的”邵氏'棄兒'.“
“我們今天面對的，不是一個寬松的新聞環境。我們不能選擇環境，但至少我們不能先自我設限。而可以面對管制，進行冷靜的分析，來找到報道的分寸，而不能完全無所作為。”這是張進對處理敏感新聞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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